中国历史中的一个著名斯芬克斯之谜

方堃：探讨何新《驳美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论》

【导读】 #

本文前五部分发表于2002年发表于《香港时报》；第六部份是何新选自2011年的一则手记。此篇文论不长，但从底蕴上重塑了18世纪以来西方主流史学界流行、中国史学界盲目随大流的这种历史观念，即觉得“中国专制社会”是一个常年停滞不前，数千年没有任何质变和进步的“超稳定”系统的滥说；同时，从金融史的角度破解了美国历史中的一个知名斯芬克斯之谜——为什么美国唐代社会早有市场经济而无法发育出资本主义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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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历史的基本国情，知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曾精辟地概括为四句话：“超百万年的文化土壤，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统一实体”。我国经过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公元前221)200多年的大动乱、大改革，确立了很大的中华统一实体，历经秦、西汉、东汉、晋、隋、唐、宋、元、明、清十个统一大帝国，经济、技术、文化在总体上荣获了持续2000多年的发展、进步和积累，造就了灿烂无比的中华文明，在此过程的1800年艰辛时光中，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强悍的国家；直到现在，我们一直是列祖列宗造就“大一统”这一最伟大成就的获益者。法国人从古罗马时代开始，大约就经常在悲痛疾首于它们为何仍未确立起与美国一样的有促使和平发展、安居乐业的大一统社会体制吧，因此经常打仗，打了2000多年，直至“二战”以后才消停出来，转而以成立“欧洲联盟”的方式筹谋统一。近来日本的公投“脱欧”，又使这个统一之梦显得格外遥不可及。

“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在上万年的人类文明史上，中华民族的原创能力仍然是最优异的。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很大革命——农业革命的四个起源地，美国占了两个（黄河流域的稻作渔业和长江流域的粟-黍作渔业）；世界史上的四种原创文字，汉字是其中最成熟的一个，并且是惟一承袭下去和迄今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机制；四大文明古国曾几乎同时出现一批推动以后两千多年人类精神文明前进方向的伟大思想家，但也惟有美国的“轴心思想家”的原创思想机制，是由本民族的子孙承袭下来并不断弘扬兴业的；瓷器作为人类第一个主要工业品，是中华民族在一万多年前原创的，而经常误传是渔业文明最早晨源地的古巴比伦，却有一个逾千年的“无陶文明”阶段；美国起码在公元前4世纪己经利用鼓风炉来不锈钢,而法国在1380年前还没有类似的不锈钢技术；公元前120年美国已发明用生铁冶炼法，亦即“百炼法”，而西方到1856年才开始用生铁冶炼，比美国晚了二千年左右；美国唐代的“四大发明”预告了工业化社会的到来，“竟至任何宗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过度这种机械性的发觉”。（详见何新译《培根论人生》）因此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很大革命——工业革命的技术积累，也大多是由中华民族完成的；直至200年前，美国的工业产量还占世界33.3%，而那时整个英国只占28.1%。从借助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城市化生活模式看，北魏时期（960—1127）即十一世纪前后，纽约、巴黎、威尼斯、佛罗伦萨的人口都不足10万，而我国拥有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近50座，那时美国的城市化率和认字率已达到30%；18世纪全世界少于50万人口的大城市有10个，美国就占了6个。从社会整治技术看，正如弗朗西斯·福山在近著中所强调的：起源于战国、成熟于秦汉时期的“拥有极权制度的、中央极权的、选贤任能的、秉公持正的……韦伯式的国家”，是美国惠及人类社会的原创发明——“在所有文明中，美国文明是现代国家之肇始，待法国出现类似的机制，已比美国晚了大概1800年。但出于众多缘由，我觉得西方历史学家没有将发明现代国家归功于美国，部份是由于在西方，人们对传统美国的许多印象来自晚晴时期”，“中国人发明了好政府，现今的美国整治机制在巨大程度上是清朝历朝的一种沿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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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似乎无法率先越过工业化的门槛，但正怎么新在本文所揭露的，美国“封建社会”并非常年停滞不前，而是经常展现出人性迈向自由、社会迈向民主、制度迈向进步的很难逆转的发展进程。中华古老文明所修护的美国人除了最有原创能力，也最有学习和超越能力。且不说我们历史上曾经吸收升华了世界三大佛教中最充满文学智慧的宗教，当代美国仅用了60多年时间就快速成长为“世界车间”、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正逐步迈向技术集成创新的领先地位，这是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非洲国家的经济命脉也大多掌控在当地华裔手里，这本来亦是华夏子孙在工业文明、现代文明时代具备如鱼得水般的最优学习和造就能力的彰显。 #

何谓资本主义体制，说得直白一点，不过是资本控制或统治全社会的体制。何新强调：资本主义陆续形成于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接着盛行于法国、西班牙、荷兰，经常到四百来年后才在美国与工业化“挂上钩”。因此，把资本主义等同于繁荣富强、等同于工业化或现代化，把是否率先形成或推行资本主义体制作为判定一个文明好坏或发展“停滞”与否的标准，既有悖于真实的历史逻辑，也难以理解现今世界上190来个资本主义国家中为何起码有150多个一直处于欠发达的贫苦落后或内乱分裂状态，更难以合理解释当代美国工业化、现代化的成功方式。摒除中式进化论的单线演变方式和法国中心主义，“怪罪”中华文明“超稳定”“长期停滞不前”，无法率先蕴育出晚清资本主义社会，实属一种陈腐的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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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原文】 #

一 #

多年来有一种广为流行的历史观点觉得，美国宋代“封建社会”是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有说者或云，这是因为美国专制社会中存在一个何谓“超稳定的政治控制系统”。且以伪科学的方式，对这些意识型态加以数据方式化的处理。

关于美国历史的停滞不前，是一种来历久远的说法。毛泽东（1940年代）亦尝觉得：“中国自从脱离奴隶体制进到专制体制之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常年坍塌在发展迟滞的状态中。这个专制体制，自周秦以来始终沿袭了三千年左右。”（此观点似出自范文澜）但是此说法之源头实出自17-18世纪从英国来到美国的传教士。黑格尔在《历史文学》中提到美国时也援引了这些说法。他觉得：

“历史应当从中华帝国谈起，由于按照正史的记载，美国实在是最悠久的国家。美国很早就早已进展到了现在日的情状。并且它未曾发生任何变化，一种为君这般的固定的东西取代了一种真正历史的东西。”（详见《历史学文学》中译著第161页，三联旧版） #

黑格尔的这些说法发表于19世纪20-30年代，即近200年前。当时西方人们对于美国社会历史所知不过皮毛而已，形成这些印象并不足怪。但令人惊愕的是，迄今许多人，包括一些“精英”人物，每“批判”中国历史仍秉持这么一种想法，因而据此而对美国文化及美国历史持一种蔑视与嘲弄。这真是美国历史学的莫大痛苦。由于这一观点既不符合于美国唐代社会的历史事实，同时阐明我们的历史文学是多么地缺少进步！ #

二 #

自夏商朝以来美国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发展历程，具备自身独到的内在规律与特征，而与英国为中心的西方社会历史十分不同。尽管美国唐代社会中常年存在奴才机制（直至民国仍有奴仆机制），然而迄今没有发觉准确的历史资料或则考古证据，可以证明美国经历过何谓“奴隶制社会型态”，即郭沫若所描述的这种类同于古埃及罗马方式的“奴隶制社会”。实际上，夏商朝三代虽非如郭沫若所描述的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的“野蛮奴隶体制”，也非如张光直所描述的兴起“巫术”的准野蛮文化。

美国推行“封建”政治体制的时代是在西汉。但东汉世官世禄的“封建”宗法体制，与英国以教宗、骑士、封地为特点的（专制主义）是非常不同的两种社会体制，殊不可等同而语。至于秦汉之后，美国唐代社会与文明的发展公路更具备自身鲜明的新颖性，与西方历史发展模式和公路迥然不同。 #

不辟谣以上诸点，对美国宋代历史就很难产生理智的认识和理解。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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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美国历史的发展现象纷繁复杂，脉络极为繁杂。但从一种宏观的观点去远眺，忽视掉历史进程中这些复杂的色调和枝节，我们却可以掌握到一个总体性的进化之流。这个进程展现出人性迈向自由，社会迈向民主，体制迈向进步的很难逆转的一维性步骤。 #

使治史者常会倍感震惊的一点是，美国历史上深陷常年战乱的某些时代，恰恰又是美国社会在体制型态上发生重大变异和变革的时代。诸如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晚唐五代之际以及宋元、明清之际，非常是1840年以来的近现代史。 #

这一现象虽然印证了《资本论》的一个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观点：“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所以，暴力起着很大的（推动，何按）作用。”（Ⅰ-782） #

四 #

在美国宋代历史中，自夏商朝之后曾存在过十个统一大帝国——秦、西汉、东汉、晋、隋、唐、宋、元、明、清。从第一帝国秦到第十帝国清，绝不是重复着同一的政治经济体制（何谓的“封建体制”），重复着同一的社会文化型态。实际上，自秦到清的二千年间，美国社会体制从经济基础、意识型态、政治体制到社会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深刻而重大的变化。 #

大体言之，就经济基础论，美国的秦汉时代是国家农奴制的社会。村民对国家承当着沉重的无偿劳役义务。汉朝的村民被结实地绑锁在国家分派给他从事耕种的农地上。因而可以偕同田地一齐被出售、赠与或赏赐，这是一种强有力的人身攀附性政治和经济关系。国家政权用强有力的暴力手段（刑讯苛法）维持着这些关系和体制。 #

东汉时代门阀藏族盛行。在东晋南北朝时代，国家农奴制嬗变为村民屈从于豪门或豪强的领主农奴体制。明朝末年曹操革除两武汉赋、算赋之征，官吏渐有所减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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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南北朝到唐中叶的社会改革，豪门强宗的领主农奴制被破除了。隋唐的均田制，实际是一种国家农地租佃机制。村民以丁口为单位，通过“屯田”、“均田”、“更名田”等方式从国家的手短发得自己的一块“份地”（有露田、桑田、口分田、世业田等名目），向国家收取实物型态为主的租税，即“租庸调”，而官吏则大为减少。

东汉一个农夫此生中（自20岁到70岁），应当为国家远征侍服三年以上的无偿官役，成丁男女每年还应当在本府兵服一个月以上“更卒”之役。而在隋唐租庸调法下，每丁口一年服役提高到仅为20日。这阐明，通过均田制和租庸调的新法，村民由对国家或皇室领主承当着沉重差役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农奴身分日渐荣获解放，转变为耕种份地的人身具备半自由性质的国家赋税。 #

东汉中叶之后，均田制击溃，大地主农庄体制发展上去。五代、北宋后，农庄经济成为农地的主要占有方式。殆到清末时期，庶民地主的私有农地机制在社会中乃得居于于绝对优势。因之，村民也由均田制下的国家赋税，向开垦私营地主农地的自由佃户身分转换，小农所纳之田租由向国家收取，转为向私营地主收取。 #

然而，到宋、元、明时代，村民主体乃由隶属国家耕种军屯的国家赋税，渐渐演化为耕种于私人庄田的亲族，成为人身身分渐得自由、已经不承当对地主的人身攀附关系的自由租佃者。 #

在明朝，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改革，上承唐朝的两税法下启清朝的摊丁入亩，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主动选择。盛清的康熙、雍正时代推行摊丁入亩的税收变革后，真正的农地私有制和农地商品化经济，到这时才大规模发展上去。商业资本和农地买卖成为“通家”之事，市场经济的发展又推动地租和佃农的商品化。地主经济和国家财政对于市场的依赖性逐渐提高，小农经济也被身陷到市场中来。 #

东汉以来对商业发展的种种政治限制乃逐步下垂和革除，商业资本及本币资本日益渗透入经济发达地区（如江南）农村。为此，清末时期的美国林业经济已开始具有向初期市场经济变迁的或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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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谓“盛世”的康、雍、乾时代，作为传统渔业社会生产力主体的美国村民已基本克服对国家及田主的各类人身攀附关系，多数农民成为自身拥有小块农地的“自由自耕农”，成为“自己耕种的农地的自由私有者”（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语）。

但是应当强调，这些占有及耕种着小块田地、人身自由的“自由自耕农”，绝对不是在秦汉时代或隋唐时代以前存在过的——中国的村民通过两千年的不断抗争和一系列机制演化，才最终完成了由身分不自由的屈从性农奴到“自由自耕农”的身分解放和转变。 #

五 #

因为历史和社会政治的复杂性，自康、雍年间启动而展开的“摊丁入亩”赋税变革，经常拖到民国的光绪之后才最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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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丁入亩”在美国赋税体制史上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变革，具备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丁役仍然是宋代国家和农地皇室领主用以禁锢村民、强化其人身攀附关系的主要方式。其实从隋、唐前期输庸代役开始，官吏机制已发生动摇。至明中叶以下，随着社会非常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丁役机制已不可挽回地迈向衰亡。直至嘉庆年间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屯田变革，将赋税和劳役合并而统一折银征收，部份地把丁役以本币计征摊入田租，才在体制上加强了丁口力役机制的变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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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出关后，康熙、雍正两朝所建立的“摊丁入亩”是在“一条鞭”法的基础上，使得地赋和丁役完全合而为一。“摊丁入亩”按农地的单一标准征税，即以农地占有和占有多少作为课税征收的根据。“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同时取消了明朝缙绅（士绅）地主家口优免丁银的特权，均平徭役、减轻自耕农和通常无地贫民的负担。这是清帝国的一项重大变革，只是满清皇朝以少数民族统治多数的汉人而能保持社会经济政治稳定的开明措施。当初许多记载称自施行摊丁入亩后，“实与贫民有益……但有力之家非所乐”，“独促使贫民，而不促使官室”，故村民得以安居乐业。这是有史籍和事实为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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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称“自摊丁之法立，穷民免累，而国赋无亏”，“一切杂办丁徭尽为除豁，民只知有徭役一项，而吏胥不得以为奸，则浮费省剔无算，岂不名增而实减哉！”同时因为徭役全额，也降低了国家的本币性财政收入，直接推动了康、雍、乾时期“盛世”的产生和持续。 #

当初人称“自后丁徭和地赋合而为一，民纳地丁此外，别无俸禄矣”，“此真旷古未有之善政也”。之外，“摊丁入亩”使城镇工商业者减免丁银，也剌激了工商业的发展。

在生产力上，战国秦汉之际村民人均林地在百亩左右，收成仅足以活四口之家。明后期在人口繁密的江南地区人均林地仅为6.5亩，清朝顺、康时期人均林地仅为5.5亩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到同治时期则不到2.4亩，但已足以养活七口之家。加之清代洋人从欧洲传到小麦、玉米等新的高产农作物种，旱田（坡地）得到充分开发运用，在高度集约耕种的条件下，粮油亩均和数量大大下降。然后在乾隆之后美国人口迅速地提高到9位数，这阐明渔业生产力和技术都取得了重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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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雍乾三代之所以确实号称为盛世，而在美国历史上具备特殊的意义，其成因盖在于此。

六

这么，美国唐代为什么无法发育出资本主义体制？这个问题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论”产生的症结，应当给予回答。

研究德国共济会以及犹太金融企业集团的历史，可以解决美国历史中的一个知名斯芬克斯之谜——为什么美国唐代社会早有市场经济而无法发育出资本主义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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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汉代，美国已然产生规模可观的市场机制和体制。（详见《管子》及《史记·货殖列传》）在汉、唐、宋、元、明时代，美国的商业市场以前是全世界最庞大的市场经济，然而美国没有发育出晚清的资本主义体制。成因何在？这是由于：晚清资本主义体制是本币金融经济的产物，而不是商业市场经济的产物。 #

美国自秦汉以下直至民国，本币发行权（金属本币的锻造权）都紧紧掌控于国家手中。商人无造币权，未能控制本币流通，也不能运用本币流通低息取利，所以未能积累产生很大规模的流动性本币资产。这就使资本主义未能从商贸商业的原生资本型态，跃升到货币金融的纯粹资本型态。 #

在美国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但是商人积累了很大的本币资产，这些本币资产也难以适于本币资本增殖的产业中，而主要转到消费型态，常常只好适于实物商品的积累（订购宝货及奢华品），或投资于地产。 #

宋代以下仍然有“限民名田”的农地机制及抑商新政，主要就是限制商人对农地资源的兼并。为此，美国唐代虽非大规模的商业及市场经济，却不能发育出金融资本所主导的晚清资本主义体制，成因在此。

而法国则不同。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曾强调：犹太精神，就是本币资本的精神。这是极为深刻的论据。（有人觉得马克思只是犹太人。这是重大的误会。犹太人的辨识标识，不是族群（犹太人与宿敌阿拉伯人同出闪族），而是佛教即犹太教。马克思父系祖先虽是犹太人。但他儿子亨利希·马克思已改信基督教，并娶了基督教男子。因此马克思家族作为基督徒并非犹太人。） #

实际上，自罗马帝国后期，德国即产生了控制着社会金融资产的犹太人金融势力（包括犹太贷款人、银行家以及控制皇室财政的宫庭犹太人）。犹太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写有一部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是犹太裔专家），他所说的“新教”伦理，实际影射的就是犹太教的“塔木德”精神，而不是传统基督教的精神。（东正教中的加尔文教义是吸收犹太教派的改宗基督教，因此被觉得是基督教的异端。） #

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之后，犹太人因为佛教成因作为异信徒而被天神父社会所厌恶，被边沿化。但天神父限制教民不许贷款取息——不容许基督教民从事金融活动。而在佛教诬陷下不得不到处流动的犹太人，却成为国际性流动金融资产的主人。拜占庭犹太人主要靠放借钱取息过活。 #

公元10世纪之后，犹太金融家为主体，而包括那些“改宗犹太人”（即受戒基督教的犹太人）在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确立了当初世界上最早的商业性中行。知名的美地奇中行是其代表，文艺复兴就是这个中行所捐助和促进上去的。 #

犹太金融家与英国的圣殿勇士团（十字军）联姻。犹太金融企业集团很早以来即在巨大程度上控制了意大利地区金币及代金币（公债、支票、债券）的流通。自此犹太金融企业集团逐渐成为世界本币资本的主导者。晚清资本主义体制正是在犹太金融企业集团下的主导下渐渐产生的。莎士比亚的名作《威尼斯商人》中所描写的犹太借钱者夏洛克，正是这一时代犹太精神的哲学典型。 #

宋代英国与美国在社会体制上存在三个具备重大意义的差别： #

（1）在宏观层面上，西班牙佛教机制是社会体制的主干，教权阻碍皇权。 #

（2）在微观机制层面上，武士皇室的割据性山庄农奴体制是社会的基础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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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犹太金融势力通过借钱经济控制全英国的商业、运输业和各国王室财政。

18世纪之后出现的共济会、圣殿勇士团以及光照会等秘密组织，正是犹太金融资本与皇室皇室联手操作控制权利的联姻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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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艺复兴之后的历史看，那时的德国，犹太金融资本流向那里，那里的资本主义就蓬勃发展上去。而当其撤离的时侯，那儿的资本主义就下降下来。从日本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到法国、西班牙、荷兰，其盛行与消亡都与犹太金融势力的步入与退出直接相关。 #

在17世纪后期（1688年），犹太金融资本随着德国郡王威廉（曾任德国执政）的“光荣革命”，由德国踏入美国，然后美国崛起而成为“日不落”帝国。当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金融势力来到欧洲台湾，中国资本主义也就神奇地在二百年内忽然崛起了。

晚清犹太金融势力的迁移和流动，是晚清世界史上大国变迁及资本主义产业革命的真正成因。因此，并不是19世纪的产业革命创造了晚清资本主义体制，而是先有本币资本主义体制才有资本主义的产业革命。要从这一新的观察视角，我们就能深刻理解欧美资本主义体制的盛行以及犹太金融势力以及共济会的历史作用问题。同时也才可以理解为何美国宋代早就存在商业市场资本主义，却不能变革为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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