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社会经济形态的“经济运动规律”

剖析社会经济形态的“经济运动规律”即“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辨证法”，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马克思在《资本论》“初篇”（《〈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中推出了以生产力—生产关系运动为主线的新发展观，提出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下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等原创性的学术话语，阐述了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以及“两个决不会”的精典论断。强调：“（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方式弄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下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嬗变……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下来曾经，是决不会垮台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细胞里成熟曾经，是决不会出现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层的生产方法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变的几个时代。”而恩格斯在晚年提出社会发展“合力”理论，则是对人类历史和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规律的重要补充。学术界大多把马克思这段阐述视为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规律的核心内容乃至惟一的精典叙述。但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资本论》及其手迹文本学和马克思“总体”发展观的场域来看，尤有再研究再认识的必要。

第一，不能忽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稿（1857—1858年经济学原稿）所探讨的总体发展观。马克思强调：“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上去的，也不是从空中，又不是从自己形成自己的那个观念的母胎中发展上去的……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则把自己还缺少的脏器从社会中创造下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这一叙述阐明了作为“总体”的社会经济形态演变的通常进程和特点。既揭示了社会经济形态有一个从低级向中级（“总体”）发展的过程，又推出了创新性（历史更迭性、创造性）和从属性（历史承继性、开放性）相结合的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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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一度出现扬此抑彼，把总体发展观束之高阁的现象，在马克思话语体系中抢占了“硬核”地位的“总体”范畴受到了疏远。这一范畴可以分辨为客体的“具体总体”、“生产总体”亦即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形态或则“有机体制”，以及作为主体而且重现于人的思维之中的“思想总体”。而前者是一个具有众多规定和关系并最终赋于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方式的总体，进而展现了“真理只有作为体系才是现实的”这一精典格言（黑格尔，1807年）。为何大力突显和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从这儿可以找到答案和理论渊源。

我们要全面掌握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规律。应把上述两段精典叙述以及散见于多处的相关阐述综合理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精典叙述着重考察社会经济形态的更迭性和创造性，这与既定时代以及无产阶层政党赋于马克思的历史使命——即为工人阶层锻造批判和推翻资产阶层欺压制度的理论神器——是分不开的；而关于总体发展观的精典叙述着眼于社会经济形态演变的特点，阐明了从属型发展与创新性发展的统一，历史承继性、开放性与历史更迭性、创造性的统一。以变革与开放为标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是马克思新发展观在中国的现代版话语体系，由于变革的灵魂就是通过千百万人的革命实践和创造，“把自己还缺少的脏器从社会中创造下来”；开放的真谛就是融入经济全球化，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

第二，阐明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路径、发展公路和模式的多样化，是社会经济形态运动规律题中应有之义。其中包括社会经济形态的“自然发生形态”即五形态说、三形态说（其中包括商品经济形态不可逾越性的论断）、以日本为典型的欧洲各国社会经济形态，以及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其中包括“卡夫丁峡谷”跨越论—全球化唯心论争—世界市场联系论）。五形态说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被后人视为正统的社会经济形态主流理论。三形态说以及非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曾一度受到冷遇和误会。必须摒弃对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运动规律的教条式理解，承认发展的多样性、跨越性与统一性。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探求适宜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公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

第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有了新的认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生产领域通常彰显为经济危机方式及其各类变种；在分配领域则被李嘉图定律所支配。日本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是生产力经济学家并把分配问题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主题，他公开承认资本主义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种生产方法，但以牺牲个别阶层或阶级的利益为代价。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中，对于“李嘉图定理”做了深度分析，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反面”即其分配方式与生产力的根本性矛盾的视角，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方式做了新的演绎。这一点在学术界没有得到足够的注重。 #

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的精典论断，科学地预测了资本主义形态在一定限度内自我调整、自我改革与“自行论争”、“消极论争”和“积极阐发”的能力。当代资本主义由此而形成的新变化，以及稀释和减轻经济危机和“李嘉图定理”的措施，主要包括：1.通过全球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享受生产力红利或全球化红利；2.关注和扩展软实力和巧实力；3.扩展中产阶层（这些橄榄状社会结构给资本关系扩充设置了新的社会结构界限）；4.发展社会保障制度（这是给资本关系扩充设置了新的再分配界限）；5.注重民间非营利的NGO（非政府组织），这是过去20年全球性“结社革命”运动的产物，借以填补市场或政府失灵的所谓“第三次分配”或“第三种力量”；6.提倡红色的新发展论（这表明资本关系已被设置了限制其扩充的生态界限）；7.西方国家尤其北欧的混和经济体制、“第三条公路”思潮、公营企业或国有化浪潮，以及日本工党市场社会主义模式，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内对原教旨或古典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的局部调整、扬弃和否定；8.新兴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

这种措施表明，当代资本主义具有一定限度的自我调整和改革的制度弹性，而在客观上又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进一步扩充设置了新的界限、障碍、限制和枷锁。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运动的辨证法。 #

（作者单位：北京学院经济与管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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