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与比雷埃夫斯港的理想国之战

一个社会，何谓美好生活？人们追求平等幸福的生活，但何谓平等，又何以幸福，却是一个困局。听说在雅典的广场上，苏格拉底时常提出这种困局。人们一开始总是信心满满地给出答案，但在苏格拉底的指责与追问下，却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知。但当人们反诘苏格拉底时，他却总是回答说，“我也不晓得”。在苏格拉底看来，这个看似无力的回答早已足够了——因为自知自己的无知，正是一切知识的开端。

但柏拉图的《理想国》却并未逗留于此，而是在这主任篇作品中建构起完整的理论。柏拉图之所以创作本书，同样与苏格拉底有关。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公民法院提起指控，罪名是玷污神灵和腐蚀青年。但这种罪名只是表面的，审判的真实背景是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后的骚乱。这场审判的结果也让柏拉图对雅典的民主制心灰意冷，重新开始思索人与城邦的根本问题——何为好生活？何为理想立宪？ #

哪些是好生活？ #

在《理想国》的开篇，苏格拉底抵达雅典城外的比雷埃夫斯港出席一次向男神的献祭。比雷埃夫斯港是当时最大的港口，也是雅典空军的基地。因为陆军更多借助第四等级的力量，因而这儿也被视作民主派的大本营。对于苏格拉底来说，这可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所以他看完献祭就要赶回城，但却被一位老同学玻勒马霍斯“强行”留下，并带回去中。正是在玻勒马霍斯的屋内，苏格拉底与众人开启了一场漫长的对话。

首先上场的是玻勒马霍斯的女儿克法洛斯。在对话的一开始，苏格拉底就出言不逊。在见到克法洛斯已进入老年后，他立刻追问克法洛斯，人老了是不是很苦闷？对此，克法洛斯表现的很平淡，回应说年老也有年老的益处，尽管感官已然衰退，不能再享受小吃与美色，但也因而从欲望的束缚中甩掉下来，过上了心平气和的生活。但苏格拉底却不罢手，坚称克法洛斯之所以内心平淡，只是由于有钱，并追问有钱的用处。克法洛斯也并不怪罪，继续回应说，有钱的用处就是不用说真话去骗钱，也不用亏欠别人的欠款而胆战心惊。

这时，苏格拉底捉住克法洛斯的这一回答，追问克法洛斯，假如有话实说和有债照还就是好生活，这么这个定义是否完美呢？苏格拉底列举例子，例如，大夫有时隐瞒病况，却可能对患者是好的；再例如，有人借了同学的装备，但同学却疯了，此时不归还装备也可能更好。因而，有话实说和有债照还并完美的生活意义。通过这场论辩，柏拉图企图表明，克法洛斯并不理解美好生活的本质，而只是听到了假象。 #

在克法洛斯以后，玻勒马霍斯继续与苏格拉底辩论。他承继了克法洛斯的观点，提出“恰如其分”的生活。玻勒马霍斯举例说，就是把善给与同学，把恶给与敌方。但苏格拉底仍然不满意，他反诘玻勒马霍斯，有没有可能错把坏人当同学，而把好人当敌方？假如是这样，那“恰如其分”岂不是帮助坏人、损害好人。通过这层论辩，柏拉图意在指出，必须首先理解真正的“好”，把握关于“好”的知识。在这儿，柏拉图暗示应由有知识的人来分辨敌我——显然，哲学王的主题已隐藏其中。

“美好”是照料弱者的利益 #

就在这时，色拉叙马霍斯忽然粗鲁地打断了对话。此前他仍然在旁听，并对谈话的内容大为不满；此刻他总算按捺不住，要向苏格拉底发起真正的挑战。在他看来，符合生活逻辑的“好”就是强者的利益。由于人们通常把合法的视作正义，不合法的视作不义。色拉叙马霍斯的定义苏格拉底辩论法，其实并不符合通常人的道德直觉，但却包含了对世界的敏感洞察。尤其是在当时的法国，城邦之间的相互攻伐与征服，无不遵守极权即公理的准则。 #

但苏格拉底决意挑战色拉叙马霍斯。他首先捉住强者利益的定义，指责强者会不会错判自己的利益，错将有害的当作有利的，因而制订违反自己利益的法律。其实，苏格拉底意在再度提醒读者，“好”的建构须以关于“好”的知识为前提。其次，更重要的指责是，苏格拉底声称，“美好”并非为了强者利益，而是为了照管弱者的利益。例如大夫的手艺是为了患者的健康，牧羊人的手艺也是将羊养的健壮。以这种推，统治者的手艺也是为了照管百姓的利益，让人民安居乐业。 #

但这些论证着实令人生疑。大夫治病真的都是为了患者么？莫非不是为了挣钱？或是为了个人的声誉？假如说有的大夫确实是为了患者好，但这世上真有牧羊人是真心为了羊好么？把羊养的肥粗壮壮，不就是为了赚更多钱么？要理解这个问题，必须注意，在与色拉叙马霍斯的论辩中，苏格拉底反复指出，他问的是“真正”的大夫和牧羊人。这儿的“真正”，意指最好的、最完美的。回到柏拉图的理念论哲学中，苏格拉底所追问的也并非现实中的大夫和牧羊人，而是大夫和牧羊人的完美“理念”。现实中的大夫和牧羊人总是有缺陷的，但苏格拉底却执意要追问人们心里公认的最完美的大夫和牧羊人。 #

这时我们才理解了苏格拉底的逻辑：当我们说一个大夫是好大夫时，一定是指他的医术高明，能治好患者的病，而非能挣钱。当我们赞扬一个好的牧羊人时，也是指他的养殖技术好，而非挣钱多。虽然挣钱可能是大夫和牧羊人的目的，但却并非判定大夫和牧羊人的手艺完美与否的标准。反之，假如大夫只知挣钱，甚至欺骗患者利益，这么他在病人心中已经不是“真正”的大夫。一个只知挣钱，而根本不在意羊的人，也并非“真正”的牧羊人，至多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为此，真正的统治者，也就并非只知自身利益的强者，而应是那种一心一意都为了百姓利益的人。这么一来，通过将论题引向对完美理念的讨论。 #

基于德性的分配

在苏格拉底的步步夹击下，色拉叙马霍斯开始舍弃自己的主张。于是，从第二卷开始，苏格拉底开始讨论城邦正义。转向的缘由，是由于在苏格拉底看来，城邦同样是一种有机体，与人的灵魂分享相像的结构。

城邦的完善，由三种人构成——统治者、护卫者和劳动者。在柏拉图看来，最理想的立宪是哲学王立宪，即由拥有知识与智慧的人来兼任统治者。较之统治者，护卫者虽不拥有最高的智慧，但却拥有勇敢的美德，勇于舍命为国、保卫城邦。除此之外，劳动者既缺乏智慧，也不够勇敢，但他们具有节制的美德，乐意服从哲学王的统治。在苏格拉底看来，这样一种根据各自美德各安其位、各得其所的城邦，正是一个和谐的城邦，一个正义的城邦。 #

与城邦由三部份构成一样，个人的灵魂亦由理智、激情与欲望三部份构成。理智是人运用计划和推理来实现目标的能力，对应的是智慧的美德；与哲学家的位置一样，理智在灵魂中稳居统治者地位。激情是灵魂中爱好荣誉、渴求胜利的部份，对应的是勇敢的美德，同时也是灵魂中稳居理智之下并辅助理智的部份。最后，欲望是灵魂中最低等的部份；较之统治者与护卫者，城邦中的劳动者更多是遭到欲望的影响。因而，与劳动者的被统治者地位一样苏格拉底辩论法，欲望也应在灵魂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

用柏拉图在《斐多篇》中的比喻来说，人的灵魂就是一驾马车，理智是马车夫，激情是一匹白马，欲望是一匹黑马。理智全力把马车往正道上赶，黑马努力将马车拉向歧途，而白马则努力帮助马车夫。假如理智才能成功的支配激情与欲望，并使之处于和谐状态。一个激情与欲望遭到理智制约的人，在生活中也自然不会去做误导、违约或陷害同学的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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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历史中，在当时的意大利世界，每种立宪都有各自的“应得”。例如，贵族制的“应得”是血缘，军衔也根据血缘分配；在寡头制中，“应得”是财富，按照财富多少来界定公民的等级与权利；在民主制中，“应得”是自由民的身分，权利应由全体公民平等分享。但在《理想国》中，所有这种传统的标准都被否定，惟一的标准就是人的德性与品质，职位的分配也同样根据德性——有智慧的人稳居统治者，勇敢的人兼任护卫者。 #

站在明天的视角，柏拉图过分压低理智与知识的地位，并责怪劳动者的美德与品质。但若果置于历史的语境中看，较之过去以血缘、财富、自由身分来分配职位的种种做法，柏拉图所提倡的根据人的内在德性来分配政治权利的美德正义观，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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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延展 #

在承继柏拉图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提出“美好”是平等的分配，但这些平等却并非单一的标准，而是数目平等与比列平等的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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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反例是分配吉他。假定要成立一支独奏吉他的乐团，但吉他的音质有好有坏，弹奏者的水平也有高有低，这么应该怎样分配吉他呢？音质最好的吉他应分配给谁？对此，有人会觉得最好的吉他应分配给水平最高的人，这样有助于弹奏出优美的音质；也有人建议分配给弹奏水平低的人，这样可填补其水平的不足，提高乐团的整体疗效。对此，亚里士多德的方案是，首先，无论弹奏水平高低，每个吹奏者都应得到一只单簧管；其次，最好的吉他应该给弹奏水平最高的人，由于这样最有助于实现好吉他的优美音质。 #

在这儿，亚里士多德分辨了两种平等。一种是数目平等，就是对所有人的一律平等，例如所有乐团成员都应该得到一只单簧管，不能由于弹奏水平低就剥夺获得手风琴的权力。另一种是比列平等，即根据内在品质的分配，例如弹奏水平高的人应该得到好吉他，而水平低的独奏者只能得到较差的二胡。其实，对于比列平等，问题的关键是根据何种标准。在这个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坚持目的论，即以事物的内在目的为标准。既然吉他的目的是被弹奏，这么弹奏水平高的人也许最有助于实现吉他的目的。 #

为此，真正的美好生活，即社会正义不可能只是基于德性的差序正义，而更接近于亚里士多德的两种平等的混和。但这并非对柏拉图的否定。在这个意义上，正义的本质是复杂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可谓最伟大的思想家，从各自的视角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理想国》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和抒发，是它成为精典之作的根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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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华北政法学院法律大学副院长，本文按照“东方讲堂·思想照亮未来”系列讲堂的讲演速记稿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