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诞生打下的伏笔：好作品不少(组图)

董希文于1953年完成的原作《开国大典》

董希文奉命将画中的高岗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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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的刘少奇变成了董必武

《开国大典》是中国画家董希文于1953年完成的著名油画，描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刻，为董氏最著名的代表作。2011年6月，为庆祝建党90周年，油画真迹首度向公众开放。目前该作品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那只修改两次啊？第三次呢？请认真读完以下文字便知晓。

《开国大典》一直被誉为“共和国成立的艺术见证” 。它深入人心，也凝聚着一代又一代新中国建设者的爱国情感。1951年初，中国革命博物馆遵照中宣部、文化部的指示，开始筹备建党30周年绘画展览，具体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领导蔡若虹、江丰、王朝闻组织落实。参展的作者为北京、华东的几十位知名画家。几个月的时间，这些实力画家们为展览拿出了近百件绘画作品。这是新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次风云际会，绘画界各路诸侯的精品不仅在这次画展中引起了人们的共鸣，而且很多作品都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甚至后来一些作品还在中国美术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如《地道战》、《毛主席延安整风》、《强夺泸定桥》等等。后来大家在总结中一致认为：好作品不少，但体现共和国成立的气氛不够。 当时谁也无法预知，这个结论为历史巨作《开国大典》的诞生打下了伏笔。 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员李仁才对笔者说：“作为国家级博物馆所收藏的有关党史的绘画作品，没有一件展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力作显然是不合适的。当时革命博物馆展览厅确实需要一件这样的好作品。” #

195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完成一幅巨型油画：“开国大典”。中央美院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37岁的青年画家、院知名教授董希文。 几次为领袖、英雄画像，并参加过开国大典，由他执笔创作“当之无愧” 应该说这是一个公正的选择，更是一个历史的选择。 董希文在美术界早已声誉鹊起，他的画多次得到徐悲鸿、艾中信等著名画家的好评。 董希文生于浙江绍兴，杭州艺专毕业后又去湖南及越南河内深造，后又到我国西南、西部和西北地区学习、创作，曾在敦煌临摹壁画达3年之久。其素描、油画功底在同行中有口皆碑。1949年初北平解放，董希文创作水粉画《北平入城式》。虽现已说不清《北平入城式》的成功是否与点名董希文创作《开国大典》有联系，但董希文长于革命题材创作、长于人物画的本领确实是行内知名。 当年董希文手拿这张草图请教了许多画家，如徐悲鸿、艾中信、江丰、吴作人、罗工柳等。 #

值得一提的是，从草图上可以看出董希文创造性的突破有两个。第一个是草图上除毛主席侧身站在靠近中间位置，其他领导人都站在左边三分之一的画面，而右面则是广场群众，这样左实右虚相差悬殊的布局按一般构图规律来看似乎有失平衡。另外一个就是按正常视觉规律，在毛主席的右前侧应有一根天安门城楼的大红柱子。美术界的同行们对董希文大胆的构图设想感到奇特并表示赞赏，认为第一个突破加大了领导人与广场群众一实一虚、一近一远、一少一多的对比效果，能更好地突出节日气氛。而第二个突破大家认为极为大胆，“抽掉”这根柱子，广场显得更为开阔，相反如果画上这根柱子反倒显得累赘了。为了稳重起见，董希文还请教了几个建筑学家，大家对此均表理解和赞同。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很快，董希文投入《开国大典》的实画创作。两个月后，巨型油画《开国大典》创作完成。

决定《开国大典》的构图，曾做了较长时间的推敲，在构草图的阶段，他身上经常揣着一张像明信片那样大小画在重磅卡片纸上的画稿，凡遇到美术界及文艺界人士，便拿出来征求大家的意见。我就是从六郎庄土改工作队回美院开会时第一次看到这张草图的。草图的设计很有创造性，他既根据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开国大典的庄重而喜庆的气氛为基调，又不局限于再现当时的实际情况，采用了一种表现派和现实派相结合的手法，艺术处理很大胆。但是董希文当时并没有把握，因为构图上有几个问题可能会引起争议，甚至要被否定。他对我说："能有机会创作这样重大的革命历史画，是千年难逢的好运气。可是照片和电影资料不合我的构思理想，只能用作参考。这幅草图试图把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场面和城楼上的国家领导人联系在一起，我认为不这样不足以表现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事件的宏伟气概……这件作品必须集思广益，否则难以画好，限期又紧，我真有点着急呢!"董希文对油画创作一向深思熟虑，同时又很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在《开国大典》的创作过程中，特别在起草阶段，更是虚怀若谷，不耻下问。据我所知这张画在小卡片上的草图，有不少北京美术界的同行曾经看到过，他也向一些年轻美术工作者征求过意见。一位很有威望的教授，在业务问题上表现出如此自觉的群众观点，是非常可贵而且值得称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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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画在不到十五平方英寸卡片纸上的草图和原来定稿的构图没有多大出入，画面的格局已经可以看出天安门广场的开阔。人物的勾画虽很简单。但已经能看出主要国家领导人的身材特征。董希文所要征求的意见重点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关于画面上人物的布局安排。草图上除了毛主席侧身站立在画面中间，其他的领导人都站在左边大约三分之一的画面上，形成左实右虚相差悬殊的布局。从一般的构图规律来看，似乎失去了平衡。他特别担心画成大幅油画以后，不知将是什么效果。其次是构图上天安门城楼中间两根廊柱之间的跨度大大放宽了，和实际的建筑构架也相差悬殊，可能会引起人们的非议。他所以要做这样的构图处理，都是为了显出天安门广场的明朗开阔，群众场面的雄壮宏伟，使得国家领导人置身在这样一个天地恢恢的气氛中，从而体现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庄严宣言。 #

一个透视上的问题是画面上的正阳门城楼坐落在画面上垂直的子午线上，这和天安门城楼的方位稍有偏差。董希文对我说过，他要把正阳门城楼画成正南北方向，也是为了使得广场感到开阔。我觉得这个作用不大，但是他还是这样画了。《开国大典》上有这样一些透视上的问题，可是爱挑毛病的透视学教授却并没有提出过非议，这也说明董希文的创作构思得到了大家的理解，而主要是画面的感人效果说服力。如果画面上看起来别扭，那是一定要责怪透视上的错误的。 #

董希文接受这件创作任务时，正在北京郊区参加土改工作（1950年初）。他被调回城里后，遵照必须尽快完成的指示，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便交了卷。他虽然不习惯赶任务的创作方法，但以无比旺盛的创作热情克服了许多困难，如在收集文字资料、形象素材进行构思的同时，还亲自参与制作画布（那时没有现成的宽门面油画布），以及筹划做大型油画的各种设施和所需的工具材料等。

为了画《开国大典》，董希文搬到亲戚家的一间小屋。这个临时画室很窄小，面对2米多高、4米多长的画布，后退的空间仅有三四米。董希文作画时后背紧贴墙壁，也不能将画面尽收眼底，无法看到画面的整体效果，董希文是凭借经验和直觉完成创作的。董希文的女儿董一沙说：“《开国大典》动手以后，父亲常常是没日没夜地画。那时，他抽烟抽得很多，没半天工夫，烟灰缸就满满的了。在他画得入神的时候，喊他吃饭，都听不见，家里人都知道，这时候绝不能打搅他，只好先把饭收起来。” 为了节省时间，董希文常在画室的椅子上过夜。由于房间太小，画幅上接房顶，下贴地板，作画时，一会儿爬上房顶，一会儿躺在地上。 #

《开国大典》的创作进度很快，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已经完成七八成，而且从画作创作中的一些细节里可以看出董希文心思所用至深。董一沙介绍说：“父亲画天安门城楼上的地毯时，为了增强地毯的质感，他在颜料中掺上锯木的木屑和沙子，增强了地毯的质感。张澜长袍上的褶皱看上去是特意熨平折好，专等到庆典才穿上去的，还有汉白玉的栏杆故意没有画得很白，而是偏黄，是为了体现中国是有几千年历史的古国……”

当年5月，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审查一批美术作品，当他们看到《开国大典》时，都很兴奋。毛主席点头赞道：“是大国，是中国。”这对董希文无疑是莫大的奖赏和鼓励。因为用油画来体现中华民族的气派，一直是他的愿望。 #

《开国大典》是新中国成立不久随即和广大群众见面并博得广泛称誉的革命历史画。董希文精心设计的这件新颖的油画也被艺术界人士所普遍推崇，成为他生平最重要的代表作，也是他的成名之作。董希文早已是我国著名的油画家，但自从《开国大典》问世，这幅洋溢神州风采的油画，使他在国际上也获得了不小声誉。 #

修改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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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的命运，可以说也是不幸： #

1954年，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被清算，1955年，希文奉命将画中的高岗删除开国大典是什么画，《开国大典》中一抹蓝天，不露痕迹地隐去了当年庄重而拘谨的同庆共和国庆典的高岗原位以一盆鲜花代替，为第一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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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文革”风暴乍起，刘少奇主席被诬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不明不白地被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拉了下来，直至默默地死于非命。《开国大典》这幅当年的纪实经典，自然被画家从原画上洗刮得干干净净，把原作上第二排的董必武请到空缺的刘少奇的位置上，这是1968年发生的事。为第二次修改。

两次抹掉两个人，都是在原作上进行的。两次之外，还有第三次。 #

1970年，当年掌握文化大权的“中央文革小组”，命令中央美院几个教师回北京，让他们把创作的几篇革命历史画“刷新备用”开国大典是什么画，其中就有《开国大典》。而《开国大典》早在两年前就抹去了刘少奇，现在又让“刷新”什么呢？原来，“上面”让刷掉林伯渠，也就是画面左边那位。刷掉的原因是，在延安时代，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的有林伯渠，搞“约法三章”的也有林伯渠。虽然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林伯渠早于1960年已经逝世，没有赶得上被打成“刘邓司令部”的人，但与江青有历史积怨的人，江青一个都不能放过。焚尸扬灰有所顾忌，从画上抹掉却是江青的权力能及的。无奈，画家董希文此时已是重病在身，无力应命了。无力应命也得“刷新”，《开国大典》的特殊影响决定了谁也不敢把它打入冷宫，使开国大典的历史成为空白。于是，董希文只好请他的学生来完成第三次的删改。这次，学生没有在董希文的原作上删改，而且临摹了一幅以应“刷新备用”之需，终于使董希文的笔下，保留了林伯渠的形象，没有再一次造成历史的遗憾。（这次可以定性为第三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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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基于“实事求是”原则，画家阎振铎、叶武林受命另外复制了此画遭修改前的原始版本。

1992年1月，中国美术馆举办《二十世纪，中国》美术作品展览，再次展出了董希文的《开国大典》（此幅《开国大典》并不是董希文的原作，而是由靳尚谊、赵域、阎振铎根据原作同时参照印刷品临摹的复制品），边上有原作原貌的照片，并附有简短的文字说明：“《开国大典》原作完成于1953年，由于历史的原因，作者在生前对个别的人物形象做过两次修改，同展出1968年作者修改后的原作，故与开国大典真实场面前排出现的人物略有出入。‘文化大革命’后该画由董希文先生的学生按原貌复制，收藏和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特此说明。”（原作因在"文革"中作了很大的改动，以后又不能恢复原貌，只能存放在博物馆的画库里。） #

任何由于“历史的原因”的背后，都有一段令人痛心疾首的故事。《开国大典》两次由画家本人主动删改和第三次险些删除林伯渠，在文艺作品为政治服务的年代里，这是用不着迟疑的，越是经典之作，越是这样。这或者是那段历史时期，中国的国情使然。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使一位经典画家的经典作品的原作永远只能长期深藏于博物馆的库房里，却不能不是一个令人浩叹的遗憾。 #

真迹亮相 #

2011年6月，为庆祝建党90周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现代经典美术作品展”首度向公众开放。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在展厅两侧悬挂着的几乎一模一样的《开国大典》油画。 #

靠北侧的原作，是1952年国博前身――原中国革命博物馆委托中央美院创作的，由董希文挑大梁。然而，作品完成后，历经两次大改。一次是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董希文受命去掉了画中第一排最右边的原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一次发生在“文革”期间，因时任国家副主席的刘少奇被打倒，身患癌症的董希文又于1972年受命将画中的刘少奇改为董必武。 #

靠南的一幅，是1972年在董希文的指导下，靳尚谊、赵域复制的《开国大典》。1979年，为纠正“文革”中“左”的错误，革博征得上级同意，决定将《开国大典》恢复原貌。根据原作家属的意见，为保留原稿，委托靳尚谊在复制品上修改，后靳尚谊因故未能修改，而推荐阎振铎、叶武林完成了修改，在复制品上恢复了刘少奇和高岗，此后在所有重大展览中的作品均为这幅复制品，画中第一排中的领导人均为国家副主席，左起为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和高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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