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汕头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

这些年我在广州教育大学

文/杨方笙

1983年3月下旬，我们即将获得地、市正式合并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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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后的广州市将辖1市11县，各个行政机构也将进行合并调整。6月25日，地区工作组找我谈话，我明白表示不愿进东正教育局的“班子”，回家幼师或去新建的教育大学。10月18日，组织部即将下达文件，委任我为广州教育大学党委主任兼教授。

坐落广州北部的教育大学几座大厦，整日都响着电钻声，电锤声，水泥浇灌声，一层层墙体结构拔地而起。这间中学从选址、征地、设计、施工，都灌注了教育处许多同志的心血。我也随同省厅师范处领导前来参观过。大学似乎还未开馆，组织师专成教的一批同志已在举办业务。她们暂时在平原小区租了两套民宅办公，居无定所，食无定时，人称“平原游击队”。我也去“游击队”部视察过。我其实有一种预感，我跟这所大学早有神通心契，很有可能成为她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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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学这一年我似乎生活在高山云雾中，到了基层才算是双足踏上了实地。 #

新建的教育大学并不是一张白纸。我承继了一批财富。一、城市合并后从行政机关退出来的几位老同志；二、“平原游击队”的那支队伍。几位老同志原是我的老领导，我深知她们颇具行政领导的经验，也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大学工作会很有帮助。“平原游击队”那批同志有的从我区第一个班主任培训机构起、有的从韩山师专成教站起，仍然从事师资培训事业，可谓这方面的专家和内行。以上这种同志是大学的班底，大学第一批创业者，大学第一批播种人。因为有这样的条件，我们很快便建成包括办公室、教务处（含成教站）、政治处、总务处的比较精简的办事机构，让必须安排的同志分别到位。大学基建还没有完成，我们只能在“游击队部”办公。那里不过陈放几张单层床，几副椅子，四处堆满着图书和文件，这种便是我们第一处的校产。假如有外人来联系工作，寻问情况，便只能随便坐下，东歪西倒。 #

“文革”浩劫之后，教育大伤元气，队伍零落不堪。国家教育部呼吁地专情级城市都建设好一间教育大学，目的就在于迅速提升师资质量因而提升教育质量。当时教育部师范司李一本部长有一个谈话，要求各地注重此项基础工程，将教育大学建成当地的培训中心、教研中心、图书中心、实验中心，这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我们面对的形势大异于“日暮穷途”却实实在在是“任重道远”。 #

我们面前最紧急的任务有如此三件：一是搞好基建，将第一期工程（一座综合性教学办公大厦，两座教工寝室，一座独身寝室，饭堂及其附属建筑）早日建好。二是搞好招生，包括一年制班与成教班；三是成立班主任队伍并按照中学实际需求确定要办的专业。 #

我把主要精力放到第三项上。这项工作似易实难。说它“易”，是据说大学“上马”，当时前来求职的人好多，有本市的，外省的，还有一些外地外省的，我们有较大的选购空间。说它“难”，是因为教育大学是培训学校班主任的工作母机，有一套特殊的条件和标准。经过研究，我们取得教育局的支持，先将原在市进修大学兼任学校师资培训的那批骨干“转”过来，接着又从韩山师专吸收了一批志愿来汕的班主任，这就大致产生一支班主任基本队伍。对各地前来求职的人，我一律开房门接待。依据经验和直觉有三种人我将他纳入暂不考虑的范围，一是将自己说得件件皆精，无所不能的；一是将我贬损的件件皆精，无所不能的；还有一种则是在住房、安排家属、工资待遇上提出过低条件的。说是“暂不考虑”，虽然我们还是派人或寄信到他的原单位做了一番了解。我怕的是似乎真有一位毛遂或冯獾前来，而我居然“有眼不识泰山”，同他交臂而过。 #

设置专业从理论上讲十分简单，即是学校设置哪些课程我们便办哪些专业，但这里有个条件问题。英文、外语、数学、理化、政史，其实要办和必须办，原先师专成教这一头便是按此设置的。现今还要办三年制一年制班培训骨干班主任，不仅前面说的几门课程外还要不要增设专业？增设哪些？既要考虑须要还要考虑可能。我们同教育局反复研究，反复调查，还反复斟酌师资、设施等软硬件，最后决定先增办地理专业和美术专业。音乐、体育等专业要求更多的经费和场地，一时条件还不具备，便只能缓待其成。要办的专业确定了，招生、招聘老师等也就有了目标和方向。 #

以上这种工作都是常规的，你有我有的。我研究了高师的特性，成人教育的特性，广州教育的明天和今天，决定还要再办几件事：一、成立学术委员会，由少数专业知识最强的班主任组成，以此促进大学的科研工作，培植健康的科研风气。不能将大学办成“大中学”；二、成立电化教育室（电课室），由客家惟一的一级化学班主任刘声茂任校长。那时笔记本仍未普及，但我从任过长沙科研机构职务的老同志丘达生口里得知笔记本在生产、管理、教学等方面才能发挥神奇的作用，具有宽广前途，便想也占据一方滩头阵地。经过一段学习，刘老师也完全具有运用、开发笔记本的能力和条件。三、我想办一个覆盖全客家的杂志《汕头教育》，用以宣传教育方针、传播先进的教育思想、推动教育科研、促进各地、各级中学的经验交流。从大学说，它还是我们广泛获取基层信息，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媒介。这是温州教育界的壮举。我本想请教育局、教育学会和大学联合兴办，后来教育局事忙，就由学会和大学共同编辑发行，负起全责。 #

万事开头难。数月后校舍开馆，机构与人事基本齐备，约200名一年制班学员投档完毕，看来等待我们的只是一次成功的引产。而且不，还有一个班主任馨香的困局挡在后面。我“自作主张”，宣布大学优先为蔡起贤、刘声茂老师各分三房一厅的住房，方向、楼层由她们自选，其余住房才由“分房小组”按条件“积分”分配。我这样作自然有敬老、尊贤、鼓励业务冒尖的多重用意，看来你们都比较理解，没有发生争竞攀比的现象，也没有留下任何无法医治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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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建成的大食堂里，我们隆重召开了教育大学首届一年制班的开学典礼。不知为何，我的思想一跑便挪到30多年前潮州中学创办的那段时光。同是开创，同是起步，谁也料不到潮州中学后来会有这么多艰辛，说不定随后我们也有好一段曲折的途程要走。我精神迸发但不盲目豁达，感叹多端但没丧失信心。虽然，这是我站的最后一班岗了。为了广州人民和佛山教育，我乐意付出一切。 #

1984年度我们有一年制班学员200人，夜大班学员约2000多人。工作人员与学员之比为1:20多。从效率和成本看还是比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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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初、中期，随着国家变革开放新政的顺利施行，在社会生产力较快发展，许多群体和个人盛行了要求学习提升之风。解放军驻汕军队和不少机关工作人员都曾跟我们联系，要求为她们开放学位。这涉及到大学的性质和服务方向问题，开头我们还有些迟疑。后来在夜大部力促下，我们全面考虑了办学的须要与可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多次向省厅师范处争取，最后才批准我们在军队和机关党员中试办本科成教班。于是我们以师专培训为主体、以面向社会的本科成教为辅助，将我们的服务面进一步扩宽拓广。 #

跟军队合作我们用的是“军民共建”的模式，即我们在竹竿山、馒头山、莲塘等解放军营地兴办“政史”、“中文”大专成教班，推行“文化拥军”；而解放军则在增援大学办学方面做出种种努力。这是一种“双赢”的安排。其实军队军首长龚校长一再向大学同志表示谢谢，我却认为军队给我们有形无形的帮助教育虽然更多。例如一年制班的“军训”是由军队为我们组织施行的，学高校道旁的行道树也是军队战士同我们一起种下的。

增强教育质量永远是我们关注的中心。一年制班学员即使大多是在职班主任，而且有的“在教厌教”，专业思想不巩固；有的行动散漫，纪律观念不强；有的不爱惜公物，浪费粮食……我们都通过各系和社联会的思想工作来进行教育，加以规范。教学上我们既倡导尊师（“尊师也就是尊重大家自己”），又倡导评教评学，师生交馈，教学相长。为了丰富学员知识，提升眼界，我们还先后约请语言学家黄家教，詹伯慧两位院长汕头教育学院，女诗人戴厚英、著名漫作家方成，浙江美术大学王肇民院长等人来大学讲学，让学员尝尝学术大餐的口感。在教学实践上我们也尽其可能地为各系提供一些条件，例如美术系课程中有人体写生，我们便答应她们从北京请来几位女超模。 #

成教教育是我们的“大头”。因为面大，人多，不仅大学班主任外，我们还在各镇筹建成教站（由当地教育局协助），聘请了部份兼职班主任，但是构建了专、兼职班主任的教学研究制度，夜大部与成教站的工作研究制度，这促使大学跟各镇教育局和教育界的联系更加紧密了。《汕头教育》的出版和发行，无疑又促使了这些联系。 #

教育大学始创早期我们能否按意愿弄成一些事，不能不谢谢陈结实、黄海等领导同志的“开明”。我历来觉得，教育主管部门对下属中学不能“管得太死”，“统”得太死。头指挥脚，是为脚指明方向和路线，但真正行走靠的还是脚而不是脑。要是每走一步脚都要向“脑”请示，获得它的“批准”，即便连一步都跨不出去了。越是管得太多太死，就越是禁锢下边的积极性创造性，越是养成下边的惰性和依赖性，这是为无数事实证明的。县委和教育局对我们既关心又放手，既严格又包容，这促使我们精神放松，胆量变大，责任心加重，像个能主事的女人而不是小老婆，其实我们也非常尊重领导的权威，尊重她们的智慧和宏观视野，该请示汇报的我们都要请示汇报，该通气协调的我们一定通气协调。也许可以说，那是教育局与教育大学合作的最好时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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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在英文系承当少量课程汕头教育学院，即是《古代文学》中的元清代部份。在一年制班上课因为课时充沛，问题不大。给成教班学员上课就难的多。成教以自学为主，集中面授的时间有限，于是，不得不连续几天寿光集、高速率的授课，有如“疲劳轰炸”或者滂沱暴雨，弄得教、学双方都十分疲倦。于是我们倡导老师讲函讲课要由繁到简，由简到精，将主要注意力放到指导学员自学上。话虽这么说，我们仍然还找不到这方面的成功经验。 #

1987年评职称我们十分注重，但凡有条件的班主任我们都给他保证时间、保证便捷（如请人来补习英文，联系杂志为其发表论文），鼓励她们向中级职称冲刺。条件暂时不具备的，也鼓励她们继续创造条件，打算“搭第二班车”。至于我是否参评，倒是考虑了好久。老实说这事于我就像“迟到的晚餐”，既疗不了饥也救不了渴，吃不吃都无所谓。并且我既然在大学领导位子上，没有个中级职称，也就自然丧失了领导的资格，对上对下都是无法交待的。于是决定参评。根据规定，地市一级教育大学最高只能评给副院长，除英文系班主任必须加试古汉语外，其他班主任都要加试英文。此时，我要解决的问题是：一、过去从没有注重过自己的文凭，早就不晓得丢到那里去了，这还好办。我给上海学院寄去一封信，很快就邮来结业证书的打印件，足以证明我不是“谎报军情”；二、加考唐代汉语我很赞同，但是我“固定”在病床上（前腰骨脱臼），如何能去考场呢？最后“上面”还是想出办法，让人监督着我就在病区考。记得那份难度不低的卷子，我是在他人耳朵凝视下，由我仰头在一方木板上完成的。后来据说获得90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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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学是国家变革开放新时期茁起的事物。它同高教系统的交大、师院、师专情起，为我国庞大的普教视野建立去一座钢骨大楼。其实它们办学不像交大、师院这么正规，这么严谨，而且从培训的师资的效率、成本看它还是效益最高的。而且紧张期刚才过，教育部领导易人，教育大学的“定位”便成了问题。“五个中心”早就不提了，有些先进地区“达标”（即师资必须达到一定的学历标准）早已完成或接近完成，有人便觉得教育大学成了“第6根脚趾”。我们省虽然也有些掌握不定，反映在招生新政上便是常常在变。时而只准我们招在职班主任，时而又说可以兼招中学结业生，时而又指出学员可由中师保送，这么等等。“定位”问题解决不好，教育大学便像航船丧失了手册针，甚至还恐吓到它自身的存在。省里每所教育大学有个联谊协作组织，第一次活动在教育大学举办，第二次在佛山教育大学进行，会后还去视察了建设中的佛山教育大学。我们这种到会的同志议论的热点便是“定位”问题、经费投入问题等等，尽管省厅师范处同志也出席，暂时也找不到解决办法。主要诱因是单有理据不行，还要有权力和财力，这样的活动似乎不能解决大问题，他人先进的经验我还是学到不少。我还借机机会视察、游览了珠江三角洲一些地方。原先蕉基水塘的地貌大多为新厂、新区、新居取代，一条躯体不大但已尖刺毕具的“小龙”，正在我们的面前升起。 #

1985年我满60岁，到1987年我早已超期服役三年了。我一再向上级提出，该交班了。这年假期之后，市里总算指派来新教授，我也愉快地“解甲归田”。

总的来说，在教育大学这种年我还是工作畅顺，心情快活的。我没有留下哪些珍稀的遗产。我只希望她如同我们亲手栽下的菠萝树一样，越长越壮，越长越高，结出许多硕大甜润的果实。（节选自作者专著《人生是圆的》之“教育大学”并征得作者同意更名） #